中泰當舖

　　發現香港
　　□柴子文(香港資深媒體人)
　　李嘉誠接受南方報業專訪，報道“出口轉內銷”，當天就在香港引起媒體廣泛轉載和評論。很少接受專訪的全球華人首富，為什麼選擇接受內地媒體而非港媒“暢所欲言”，一邊解釋他不會從香港“撤資”，一邊駁斥“地產霸權”是笑話？
　　對生意遍佈全球的華人首富，他願意在哪裡、跟哪家媒體接受訪問，這在以前似乎不是一個問題，也不應該是一個問題。但偏偏是在李嘉誠頻頻出售旗下香港資產、香港社會對此疑慮重重的時候。撤資的傳聞從香港而起，而香港新聞自由、言論多元，他選擇不在本地發言，難免有人猜測他的言外之意。
　　香港，有人說早已是“李家城”。在低稅率和無反壟斷法的情形下，六大地產商控制全城生意，似乎毫無難度，也是必然的結果。
　　從上世紀七十年代的白手起家，到現在的全球佈局，香港幾乎是地球上做生意最佳的地方，只要遵守永遠的黃金定律“高賣低買”，因此被經濟學家稱為“自由經濟制度的堡壘”。哪怕貧富懸殊到了警戒線的危險局面，仍然覺得“積極不干預”政策是香港的核心價值，貧富懸殊是普世皆然，李嘉誠所言的“世界大趨勢”。
　　確實，從利潤的角度，看不出有什麼理由從香港撤資。背靠內地大市場和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，在全球做“高賣低買”的生意，再沒有比香港更合適的地方了。不過，“撤資”的指控帶有政治定義的成分，尤其當“愛國愛港”已被明碼標簽為香港未來特首的條件，情況就絕不止於生意經了。
　　現在的香港政府一意要“全面改革”，氣魄不可謂不大，尤其是今年推出仿效內地住房限購令的“樓市雙辣招”，以及“港人港地”政策：非港人購入工商和住宅物業，需要繳納15%的額外印花稅和雙倍印花稅；特定區域興建的住宅首次出售及其後30年的轉售對象，都必須是香港永久居民。這確實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嚴酷的樓市調控政策。
　　但政府做起事情手忙腳亂，也讓原來的游戲規則和利益格局有危機感。
　　“長和系永遠不會離開香港。不過規模的大小是另一回事，主要看情況而定，我有百分之百的責任保護股東的利益。”顯然，股東利益高於一切，就是“高賣低買”的另一種講法，也是給自己所留出的後路。但在李嘉誠的商業帝國里，這種調整牽動的絕不是股東，也意味著大量基層勞工，牽連著社會的就業情況和經濟格局。
　　李嘉誠斥責的顯然不只是媒體的傳聞，他說：“‘撤資’這兩個字是用來打擊商界、扣人帽子的一種說法，不合時宜，對政府和營商者都是不健康的。”矛頭所指，顯然不是媒體，而是他真正的擔心———政府正在積極扭轉“積極不干預”的長期既定政策，以“平等”為名挾民意對商界“開刀”。
　　沒有比這句話講得更直白的了：“我沒有參與政治，但我關心政治，政治跟經濟根本是手和腳的關係，假如兩者背道而馳，是難以處理的。自由開放的市場，重視法治和原則。這些‘社會操作系統’來之不易，需要時間孕育，但如果管治失當，也可以一夜之間蕩然無存。”
　　原來在神聖的“自由競爭”冠冕之下，政府的“手”和商業的“腳”靈活配合，卻罔顧了社會的基礎福利，導致人人都有機會的橄欖形社會，在三十年間逆轉為富者愈富、貧者愈貧的“下流社會”。地產霸權不是一個政治標簽，而是生活寫實。
　　那麼，究竟香港社會是否做好了準備，接受“超人”離場，從而相信“大政府”可以更好為“小社會”謀福利？這幾乎是另一個痛苦的問題。李嘉誠面臨規則洗牌而有所避忌，小民百姓又憑什麼相信，新規則有利於他們而非另外一群特權者？
　　李嘉誠說，自己最後悔的是沒有早一點建立基金會做慈善。他甚至把基金會看成第三個兒子，願意拿出自己1/3的資產給它註資，因為覺得做公益，是最能延續自己生命的事業。
　　不知道這算不算是一種自我反省。
　　逢周六齣版　　（原標題：超人擔憂的到底是什麼）